该放权的时候要放权
聪明的治理者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权、如何放权。只有懂得这些,他才能更好地驾驭一个团队、一个公司,甚至一个国家。
舍得不仅是一种境界,还是一门艺术。什么该舍、什么该得,如何舍、如何得,都需要我们仔细思考、认真拿捏。职场上的舍得更是一门大学问,作为职场中人,不可避免地要与同事合作、治理别人或被人治理,当我们与同事合作或治理别人时,就要学会适当地放权。
有人把放权比喻成放鹞子,要“舍得放、敢于放,放要放高,放高要线韧,要收放自如”。就是说,当我们与同事合作时,假如交托给这个人一项任务,就要给予他充分的信任和自由;而当我们作为治理者派下属往完成某一项任务时,就要给下属充分的权力,让下属有足够的空间发挥才能。当然,放权并不意味着什么都放,还需要进行高度和方位上的控制,就像放鹞子的人借助手中的线控制鹞子的高度和走向一样。
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,当同事把某件事情交托给我们的时候,我们会有些犯难;“我能不能一个人做出决定呢?哪些情况下我们可以做决定,而哪些情况我需要跟你商量后再做决定?我决定不了,而你也决定不了的事,我能不能直接向上线请示?”不好问出口的题目,会让我们做事时瞻前顾后,左右为难。例如,两个保险业务员合作往跑一个片区的业务,一个业务员已经联系好了一个公司往谈保险业务,却由于临时有事不能在约定时间到达,他只好委托另一个业务员代谈。这个时候,假如委托人不将他平时谈判的标准和底线交给被委托的人,那么被委托人就难与这家公司谈合作。所以,为了便于工作顺利开展,我们在把工作交托给全作的同事时,也要把我们的权力交给这个同事。
放权对于治理者而言尤为重要。当我们把某个任务或某方面的工作交给下属时,我们就要信任这个下属,把应该放的权力放出往,这样不但能进步下属的办事效率,还可以节省我们的精力,集中气力解决更重要的题目。
很多时候,治理者会抱怨下属办事不力,有权不会用。事实上,并不是下属不会用,而是不敢用,这是我们放权却不放心造成的结果。我们把权力交给下属的时候,没有把信任和鼓励交给他们,表现就是我们时时刻刻不忘追问事情的发展状况,连细枝末节也不放过,因下属总是由于顾忌会触及我们的权力而畏首畏尾。
聪明的治理者懂得什么时候该放权、如何放权。只有懂得这些,他才能更好地驾驭一个团队、一个公司,甚至一个国家。
“二战”结束后不久,从盟军司令位置上退下来的艾森豪威尔,被聘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。副校长为了使这位五星上将尽快了解学校各方面的情况,就把系主任以上的负责人都请来为艾森豪威尔做工作汇报,但由于考虑到艾森豪威尔会累,所以天天只安排他见一两位,每汇报半个小时。
艾森豪威尔在听了十几个人的汇报后把副校长找来了,问他一共安排了多少人汇报,副校长说;“63位。”艾森豪威尔张大了嘴巴说;“天哪,太多了!以前我统领百万雄师只需要接见3位直接向我汇报的将军就好了,他们的属下我都不需要接见和过问。现在这些汇报的人所谈的我大都份都听不懂,也无法给出什么指示,这是在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!你还是把那张日程表作废了吧,让几个主要负责人来跟我讲。”
艾森豪尔当选美国总统后,也很留意放权。一次,他正在打高尔夫球,总统助理拿着白宫送来的一份事先拟好的“赞成”或“否定”的意见批示,请求总统批一个签字。谁知,艾森豪尔一时间不能决定,便在两个批示上都签了字,并对总统助理说;“请副总统尼克松帮我挑一个吧。”而后便若无其事地打球往了。
后来尼克松在谈到领导人的素质时,对艾森豪威尔的放权行为大加赞扬,并夸大说;“领导人在安排使用精力上,必须记住一个压倒一切的目标—干大事!假如他过于花时间想什么事就干什么事都干好,他就不能把真正重要的事干得非常出色,就不会超群出众。”
艾森豪威尔善于放权,不但使自己腾出了更多精力做更多的事情,还使自己的手下干劲十足,工作效率颇高。一个好的治理者就应该学习艾森豪威尔,在该放权的时候放权,放好权、放足权。
很多治理者由于下属的企务能力或忠诚度题目,而不愿意放权;从任务的制定、解决方案的设计到具体执行的进度,都要逐一过问,还经常事无巨细地向下属发号施令。这样的结果是;下属由于得不到信任要么离职,要么只听吩咐而不主动做事,终极导致整个团队的战斗力严重萎缩。
懂得放权的治理者,会把自己的权力适当地放给下属,在做任何决定前都会与相关的人沟通,最后形成同一的形动方案。在方案的执行过程中,治理者很清楚地给下属划分权责;谁负责哪个部分,做好做坏有什么赏罚等,都有明确的规定。最重要的是,下属在执行任务时,可以享有比较大的自由度,甚至只要项目负责人有把握把事情做好,就可以推翻原定计划。这样不但可以使下属有很大的认同感、保持工作积极性,还可以节省下属等待治理者回复的时间,进步工作效率。
与同事合作时的放权、作为治理者对下属的放权,都能使接受任务的人充分发挥自身能量,顺利而快速地完成工作。在该放权的时候放权,会获得更多的精力和更好的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