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回家的次数少，这是我心中的痛；而每次回家，母亲都会做一桌好吃的饭菜，像待亲戚一样接待我们。仿佛我们的回往，不是往看看母亲，而是对母亲的恩赐，这更让我痛上加痛。

母亲打心眼里盼着我们回家，盼着和我们坐在一起，说话唠嗑，吃顿团圆饭。母亲兴奋给我们做饭。但是，每次做饭前，母亲又总是顾虑重重，尤其是用手和面时，母亲更会面露难色，或者说是愧色。母亲不好意思地说：“看我这手，都洗了好几遍了，就是洗不干净。做了饭，怕你们不吃。”说着，母亲把手伸到我们眼前。

这是我这样仔细地看母亲的手。母亲的手已经老了，已经老的不成样子。手掌和手背都高高的肿起，把本该有的皱纹，都拉平拉直了，就像母亲亲手蒸出的馒头；五根手指就像五根干瘪的枯树枝，黝黑，粗糙，弯曲，没有一点儿美感；手指骨节处裂开了一道道的口子，像张着的嘴，吃进了很多的沙子，消化不了，堆积在肉里，再也洗不下往。

我常想，我的母亲天生就应该是个庄稼人。她的宽大的脚板，可弯曲的膝盖，厚实的手掌，都是为土地而生的。母亲不习惯城市。城里的路太硬了，楼太高了，车也太多了。在城里，母亲总会被硌疼了脚，总会迷失了方向，总会找不着回家的路；在城里，母亲会手足无措。可是一旦回到农村，母亲无论做什么，都会觉得顺心顺手。她的脚板可以轻巧的走田间小路，她的膝盖可以在土地上任意的摸爬滚打，她的手可以随意抚摩地里的每一株庄稼，她的心轻易满足收获后的简单快乐。

每年春节过后，日子还没有走出正月，母亲便开始了一年的劳作，或者说，一年的劳作开始了。母亲端来一簸箕花生，坐在正屋靠窗下面的一个小凳上。早春的阳光总是很好，透过窗户，落在母亲的身上，热烘烘，像给母亲穿了一件花棉袄。母亲开始剥花生。这是本地特有的一种小花生，个头小，果仁儿瓷实，和花生皮之间几乎没有缝儿，摇一摇，没有“哗楞、哗楞”的响动，剥起来，也没有“嘎巴、嘎巴”的脆声。这种花生不好剥。我曾陪母亲剥过，但没多会儿，手指肚就受不了了，生疼生疼，而且还起了一个白色的小肿包。到了晚上，躺在被窝里，手指肚还一涨一涨的，火辣辣的疼，似乎里面的血液都沸腾了，要溢出来。而母亲则很平静，不慌不忙，一粒一粒地剥着，脸上还含着浅浅的笑，似乎眼前这一簸箕种子，早已变成了千千万万个花生，把我们的西屋都盛满了。家里有十几亩的空闲地，而这十几亩地的种子几乎都是母亲一个人剥的。我不知道，这要花费母亲多少个日昼夜夜，又有多少个夜晚让母亲辗转难眠。但我知道，在这些寂寞的日子里，母亲的手，会由疼变麻，由麻又疼，最后，直至老茧丛生。

在母亲的生活日记里，没有“闲”这个字眼。地都种好了，庄稼也长壮实了，偶然遗漏下来的草此时也成不了天气了，母亲开始守在家里，忙些家务活。母亲搬过一床被子，展在炕上，把线头挑断，抻出来，再把里面的棉套取出来，叠得方方正正，放在炕头。然后，母亲又把被面褥单洗得干干净净，凉在院子里的铁丝上。花花绿绿的布面随风飘摆，很是好看。夏天的太阳是吸干机，不一会儿，被面褥单就全干了。母亲收回来，拉平扽直，又重新展在炕上，把棉套放好。母亲看到有一个角，棉花已经被我蹬踏没了，于是，从里屋的箱子里抱出一抱雪白的新棉花，给我续上。所以，我盖的被子从来都是家里最热和的。母亲一只手持针，一只手拿线，把线在嘴里抿一下，又用手捻一捻。母亲纫好针，一只手垫在被子底下，一只手则开始了穿针引线。母亲做的被子针脚很密，很匀称，像用尺子量过一样。我从没见过母亲被针扎过手，母亲对于针线活已经拈轻就熟。母亲还会做很多针线活，我们穿的棉衣棉裤，还有我们背的新书包，都是母亲做的。母亲缝一会儿，停下来，把针在头上抹一下，缝一会儿，停下来，又在头上抹一下。母亲每停顿一下，我仿佛就会看到，母亲满头的黑发里，就会有一根被无辜的抹成了白发。

母亲常说，她最怕的，就是没事可做，那样，她会觉得浑身不安闲。所以，母亲最开心的日子，从来都是家里最忙的时候。母亲还说，假如地里的庄稼永远也收不完，那该有多好啊。母亲每每说这话时，像极了小孩子，眼里闪烁着光芒。其时，母亲的心愿就是这么简单，地里的庄稼越多越好，手里的活越忙越好。

母亲在开春剥的那些花生种子，终于结出了成千上万的子孙，都躲在土壤里，就像一群小鸡雏，等待着破壳而出。父亲吆喝着牲口，在前面犁花生，母亲则在后面捡拾花生秧。起初，母亲蹲着，把花生秧从沙土里提起来，再把上面的土抖落干净，露出一嘟噜一嘟噜的花生来。秋日的阳光下，花生像被水洗过一样，白花花的，很是喜人。后来，母亲干脆跪着，跪爬着捡。母亲把花生秧放到一边，又用手把沙土翻检个遍，把落在里面的花生一个一个的找出来。母亲不答应一粒粮食丢在地里。秋天的风很干很硬，像锋利的纸，母亲的手被拉出了一道道的口子，母亲这时什么也顾不得。母亲说，沙土是最好的止血药，拉了口子，放一点上往，就不疼了。所以，每年大秋下来，母亲的手上总是伤痕累累。

大秋忙完了，母亲却闲不下手来，快马加鞭的又领着我往拾柴禾。那时，村子里有成片的梨树地。深秋时节，梨树叶厚厚的展满了一地，那些还没有来得及落下来的树叶，也早已由绿变红，远远看往，就像燃烧的火苗，看着就热和。拾柴禾大多是母亲的事，我则跑到一边，往摘丢在树上的梨。每年冬天，母亲都会用拾来的柴禾，填满灶膛。这时，我就会趴在被烧得热热乎乎的炕头上，好奇地看着灶膛里欢蹦乱跳的火苗映在墙上跳动的影子。有时，母亲还会往灶膛里扔两块红薯，不一会儿，满屋子都会弥漫着烤红薯的香味，叫人唇齿生津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母亲从来没有打过我。即使在我做错了事，或者学习不好的时候，母亲也只是说说而已。母亲的手，只会劳动，其它的，似乎都忘记了。而那时，不懂事的我，却经常以冷眼相对，白眼珠多，黑眼珠少。母亲每次看到我那副德行，都会默默地离开。直到有一天，我读了 胡适先生的《我的母亲》，看到那里的一段文字：“世间最可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一张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”这段文字让我触目惊心。我深深的感觉到，我当时的行径是多么卑劣，而我卑劣的行径又是多么的伤害了我的母亲；母亲又有多少回偷偷地躲在别处，用已显苍老的手擦往眼角伤心的泪。

母亲真的老了，母亲的手真的老的不成样子了。而母亲却用一双羸弱的手，支撑起一个家，庇护着这个家，热和着一家人！

妈，您做的饭真好吃，您做的饭，吃着才有地隧道道的庄稼味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