备注：本文符合我的一贯风格—借题发挥，而不是要评价郭台铭。
　　
　　JPH：郭台铭表示，担心跳楼事件，媒体的连续报导，恐怕给年轻人不良示范，产生“维特”效应，跳楼是会传染的，呼吁媒体能拿捏分寸。
　　
　　苏：的确如此。周六晚，老采和我都谈到媒体报道的传导效应。数年前，就有美国的心理学家研究了“媒体推波助澜”这个题目。
　　
　　JPH：郭董和你们的洞察力一样高.
　　
　　苏：谬赞，我们不是自己洞察的，是学习的结果。郭董自己可能也没有把媒体的报道与不断的自杀事件联系起来，可能是助手告诉他的。
　　
　　JPH：你低估郭董的水平了，究竟人家是个国际化的人才。
　　
　　苏：你可能高估郭董的水平了。国际化人才未必都是通才。你的思维方式属于“优点延伸”：
　　
　　某人在A方面能力很强，我们通常会以为他在B方面也很优秀。比如，《明朝的那些事儿》封面上就有柳传志的推荐言论。柳传志作为读者，当然有权利评论，也有资格推荐。但任何一个理性的购书者买此书的理由应该是自己喜欢，而不应该是由于柳传志的推荐—柳传志的强项是经营企业而不是历史和文学，不是对别人的书做评论。
　　
　　一个优秀的电影明星、体育明星未必就能成为优秀的、合格的老公，但是，好多女人还是梦想着嫁给明星。（男人对女星，一般仅仅是偶然有性幻想而已，很难对其达到走火进魔的程度。关于这一点，我在三月份的日志《男人与女人对待异性的态度之差异》前面两段中有提到过）
　　
　　JPH:有些女人想嫁给明星是由于虚荣.
　　
　　苏：也不全是虚荣，我以为，这里面也有“优点延伸”的因素，她们可能潜意识中以为，优秀的演员也能成为优秀的老公—如同有些买《明朝那些事儿》的读者以为柳传志这样优秀的企业家同时也是优秀的书评家。当然，当年明月或者出版社邀请柳传志为书做评论/推荐并没有错，柳传志也没有错，他们不过是利用了某些潜伏消费者的幼稚心理而已。
　　
　　一旦我们被某个人的“某个优点”所影响，那我们对他的判定将非常不理性。假如一个人在某方面向来“表现好”，当他/她在另一个题目上“犯了错”，我们会十分惊奇“居然会这样！”；即使我们已经相信“他/她的确犯了错”，还是会千方百计替他/她开脱。与此相反的是，假如我们对某一个人一贯印象不太好，有一天他/她“忽然做了件好事”，我们便不相信这“好事”是他做的；即使我们已经相信这“好事”的确是他/她做的，也会怀疑他/她做此事的动机不纯；更有甚者，这样的“坏人”还会由于我们平时对他的偏见而蒙受不白之冤—我们可能会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把其他人做的“坏事”加到他身上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一个故事：
　　
　　1996年上半年，苏清涛同学还在上小学五年级。某日，苏清涛给一个女生写了个纸条子，没署名（究竟是忘记署名还是“不敢”署名，当事人现在也记不清楚了）。没想到那个女生把那个纸条子上交给班主任张鹏老师了。然后，张鹏老师叫来班上经常违反纪律的韩凯军同学，质问韩为什么写纸条，韩不承认。班主任老师居然无中生有的对韩凯军说：“我亲眼看见是你写的，你还不承认？”哎，可怜的韩凯军同学再怎么辩解也没有用。为什么班主任老师会让韩同学替苏同学受过呢？由于苏同学那时候学习成绩全班一二名，比较受老师喜欢，而且人又很老实，所以出现这种“小不正经”的事情老师断然不会怀疑到苏清涛头上；而韩凯军同学平时喜欢捣乱、考试也经常不及格，众老师深厌恶之，以至于以为每一件“坏事”都是韩凯军同学做的------现在我再回忆这件事情，丝毫没有当时的那种“自得”，我觉得很悲哀。中小学老师的这种“偏心”，可能让一部分“好学生”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以至于不断堕落；让一部分“差学生”得不到尊重和肯定，以至于自尊心受伤害，最后真的变成了坏学生。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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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上面一段杂乱无章、毫无头绪的分析，自然而然得出如此一个结论:崇拜与鄙视、爱慕与厌恶、同情与痛恨，每组中的两种感情都截然相反，但这截然相反的两种感情却又十分相似：都十分排斥理智，这两种情感都会导致我们的评价结论不客观—前者会让我们夸大/高估评价对象的优点/功绩，忽略/低估其缺点/责任；后者轻易让我们低估其优点/功绩而夸大其缺点/责任/罪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