除了哑巴，人人都能说话。可说话与说话有区别，一是人的素质不同，表达能力有异，再者，汉语不仅词汇丰富，而且含义多。同样一句话，说者和听者就可能就理解不一样。在本地流传很广的一个乡里坊间笑话：西部山区一个村妇很少出门，偶尔出门赶集，吃了一碗拉面，回来跟邻居谝嘴，谝嘴就难免夸张，她说，哎呀，人家拉面可好吃哩，人家拉一碗俺吃一碗，人家一直拉，俺一直吃。邻居取笑她：那你就爬在人家后面吃，还用碗干啥？村妇的话不但没有引起乡邻的羡慕，而且成为乡邻的笑话。因为理解不同。拉，是动词，村妇说的“拉”是拉面的拉，而听者却把这个“拉”字理解成了另一种“拉”。我有一次早晨在一个拉面馆吃拉面，因为人多，一直等，我心急，就催促伙计，这个伙计大声向操作间高叫：快点儿拉，人家等着吃哩。恶心的我立马走人，因为我想到了这个笑话。
　　
　　中国是个语言大国，虽然汉语是主导，可地方话把同样的词语演绎为不同的腔调，有的罗嗦，有的简练，像侯宝林先生的相声所说的那样，甚至因此产生歧义。邯郸是个古老之地，语言特色相当明显，邯郸人虽然古道热肠，可邯郸话却像邯郸人的脾性一样：直，硬，倔。很斯文的一个人，说出话来像石头蛋子。不过邯郸话简练，比如邯郸话的“多旦”（我是按音揣摩，字不一定对），就是“啥时候”的意思，现在回乡下老家，村里人还有人见了面问我：多旦回来的？很亲切的问候，像暑天的一阵凉风从肌肤滑入心头。可这毕竟是地方话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公社书记夏天到北京出差办事，等待期间，他铺张报纸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睡着了。一个管理人员喊醒他。他问管理员：多旦啦？意思是啥时间了，或几点了。这个管理员听不懂这个公社书记的家乡话，愣了，骂道：妈的，有东单西单，哪儿有多旦？
　　
　　这个公社书记觉得窝火，回来还忿忿不平地说：大地方的人嘴头就是厉害。现在看来，不仅仅是北京人厉害，是北京厉害。作为大城市和一国之都，有优越感是正常的。如果反过来想，邯郸在两千多年前作为赵国国都时候，那时北京还是一个无名的小山村。如果一直作国都，说不定现在的邯郸话就是国语。如果假设成立，那外地人就不仅是邯郸学步，也许会邯郸学话。
　　
　　说到底，这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。话语权综合政治、经济、潮流等诸多因素。五十年代邯郸棉纺企业兴盛，从天津引进一批人才，从六七十年代邯郸流行天津话，不管是不是天津人，见了面总是来一句“嘛事儿”，为啥？那会邯郸还相对封闭，天津话比邯郸话轻巧耐听。改革开放，广东经济领先，许多人就粗着舌头学说广东话。为啥？人家经济好，有钱。有钱说话就算数。腰包决定嘴巴。一个富人逗另一个穷人，说：你喊我一声爹，想要啥我就给你买啥。这个穷人也很聪明，说：爹吃糖。这个富人就给穷人买糖。这个穷人说：爹吃烧饼。这个富人就买烧饼。看热闹的人都笑了，他们纳闷：这究竟是谁叫谁爹呢？这个穷人利用了说话的速度和技巧，变被动为主动。如果按约定，这个穷人应该先喊爹，然后顿开，再提出自己的要求，可这个穷人又当了爹，又实现了自己的要求，一举两得。
　　
　　话语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权力的象征。谁有权谁就说话气粗，这就是一个人坐在主席台上训话，一大群人在下面听的原因。不是主席台上这个人水平高，是因为他掌握着话语权。一个单位如此，一个家也如此。我一个初中同学小时候，在他爹面前服服帖帖，而他总是要求他的弟弟们在他面前服服帖帖，可弟弟们总是不听他的。有一次他爹赶集出门，他觉得机会来了，就把三个弟弟召集起来训话。本来是他爹出门后，他认为自己是老大，要弟弟们都听他的。可他不会表达，就说：咱爹不在家，我就是爹。结果被弟弟们告发，他这个当爹梦，被他爹给一脚踹了个粉碎。